泉州讨债公司讲述催收赋税，不扰民就是好办法

催科无他术，不扰即是善术。所谓催科不扰，催科中抚字是也。寇莱公知巴东城安两县，每期会，赋役未尝辄出符移，惟具乡里姓名揭县门，百姓莫敢后期。杨诚斋知奉新县戢追，胥不入乡，民逋赋者，揭其名市中，民谨趋之，而赋自足。叶公衡知于潜县，征科预为期限，榜县门，俾里正谕民，不遣一吏，而民争先纳赋。此无他，不扰而已。曩在楚南，所至邑皆有里差，每里之粮，岁差一人，督催而责其成，而需索挪侵之弊作，余所至革里差，但令各保长鸣锣传催，而赋亦无误。

——清·袁守定《图民录》

  此段大意是说，催收赋税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，只要不扰民就是好办法。催收赋税不扰民，就是在催收中包含着抚育。袁守定特别举了寇准、杨万里、叶衡三人做知县时征收赋税不扰民的故事，也现身说法，举了自己在楚南当知县时征税的例子。他说，他将里（相当于今天的村）的其他差役都革除了，一个里只要一个粮差征粮，征收时只让保长敲锣催收，也没有耽误征收。

  古代，县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征收征粮，这项工作叫作“催科”。朝廷还要求州县官员要像父母一样抚育子民，这项工作叫作“抚字”，字就是生育抚养的意思。催收抚字，或者抚字催收，就构成州县政府最重要的治政。

  催收抚字，是完全相反的两项工作。明朝曾做过县令的江盈科在《催科》一文中说：“为令之难，难于催科。催科与抚字，往往相妨，不能相济”“世之为令，但管钱粮完，不管百姓死”。老百姓辛辛苦苦种植得到的粮食，有很大一部分要作为赋税缴给朝廷，百姓负担本来非常沉重且不合理，官员为了催科就不管百姓死活，顾及百姓死活就完不成税收任务。这就是州县官员的两难。

  在这种两难选择中，官员一般是选择催科而不是抚字。因为抚字百姓并无什么考核的硬性指标，而完不成皇粮国税的后果则是撤职问罪。江盈科模拟官员的口气写道：“与其得罪于能陟我、能黜我之君王，不如忍怨于无若我何之百姓”“吾但使国家无逋赋，吾职尽矣，不能复念尔民也”，心理这一关过去了，接下来的行动就自然而然了：“故号令不完，追呼继之矣；追呼不完，槌楚继之矣；槌楚不完，而囹圄、而桎梏。民于是有称贷耳；称贷不得，有卖新丝、粜新谷耳；丝尽谷竭，有鬻产耳；又其甚，有鬻妻、鬻子女耳。如是而后赋可完，赋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!”

  江盈科当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。清朝光绪年间，广东陆丰县徐赓陛率领的兵勇下乡催粮，将村民郑承望抓获。郑承望不服争论叫骂，徐赓陛叫衙役拿刀戳伤他的喉咙，并下令在路边挖一个两丈多深的土坑，把郑承望反缚双手放入坑中，填土至肚脐眼处，又令兵勇头目加砍一刀。活埋酷刑，震慑了当地抗粮的百姓。

  广东做过多地知县的杜凤治在日记中记载，他下乡催征时都带着大队人马。有一次他带领200名衙役兵勇，对于欠税的，不论男女抓到县衙关押追比。为征粮，他自己还招募50个勇丁，连同50名衙役共百人下乡，留下30人常驻乡村催征，每个人身穿印着“广宁县正堂亲军”的背心。对拖欠赋税的农民，他采取关押、治罪、任意株连、流氓滋扰等手段，甚至实行烧毁房屋、烧毁村庄的办法予以震慑。

  在这种背景下，寇准、杨万里、袁守定这样催科不扰的做法，真的是弥足珍贵。